杨绛:她轻轻的来,也轻轻地走,不挥衣袖,却留下了云彩

有束光 2020-08-03 11:52:22

2018年的第 144 天,司马和你在一起


2016年5月25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中国最后一位被称之为先生的女性——杨绛先生逝世,享年105岁。


两天之后,杨先生遗体在京火化。遵照先生遗嘱,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一晃,先生已经去世两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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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1911年秋,杨先生在北京出生,家中排行老四。那时还是清宣统三年,旧时代的尾声。

 

父亲杨荫杭对这个留学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尤为钟爱,为其取名为季康,小名阿季。


 阿季幼时


大姐二姐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三姐依留在老家无锡。阿季虽一时成为家中的“独女”,但却从不骄纵。父亲也说“只要宠,将来孩子一定是自私的。”

 

辛亥革命前,父亲从京辞职,携阿季和母亲回南方照顾祖母,后又因局势动荡辗转到上海。

 

等到阿季重返北京,已是四岁的事儿了。一家子住东城,阿季在贝满幼儿园上幼儿班。后来,全家又搬到西城东斜街25号。每天黄包车往返,阿季和三姐一同上下学,直到八岁再次回南。

阿季与母亲唐须嫈


1920年的2月,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大姐寿康结束了寒假。阿季听父亲一向说启明女校教学好、学风正,这也让她定下了和姐姐们一起去启明上学的念头。

 

只是母亲心上放不下,问她:“你打定主意了?”阿季答:“打定了。”便揣着一枚崭新的银元跟随着大姐三姐去了上海。

 

上海人把淘气的小孩称作“小鬼”,学校的小鬼们爱把老师喜欢的学生叫做“大零”(darling,心爱的人)。阿季乖巧也人小鬼大,是同学眼中的“大零”也是老师眼中的“小鬼”。

 

一次,有个小鬼玩耍时陷入了泥塘,阿季比同龄的小孩班次高,便有两个孩子找她来求救。阿季有模有样地发号施令:

 

“泥裤子往外反剥下来,泥袜子也倒剥下来,卷在剥下的裤子里。谁穿两双袜子的,脱一双给她。皮鞋拿到汽车房水龙头下冲洗干净,大家拿出手绢把鞋擦干。”


启明女校


后来,杨先生回忆起往事,把饶有童趣的这些故事写进了《我在启明上学》。杨先生说,学会判断和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而启明生活给予她的,正是逐渐锻炼出好意志的机会。

 

离开启明之后,阿季随家人迁往苏州振华女校上学。那一年,是1923年。

 

新校振华按年级定课程。这让当时各科程度不一的阿季成了老师眼中的“老部长(老不长)”——学业不长,个头也不长。

 

东吴大学女子篮球队,左一为杨绛


后来逐渐长大,幼时贪玩的阿季开始贪书,从老子的《道德经》到左丘明的《左传》,从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到冰心的《寄小读者》,阿季成了“一星期不读书就白活了”的书痴。

 

1928年,老振华从苏州十全街迁到清代织造署遗址,阿季也在这一年毕业,入学东吴。但杨先生叹自己的运气不好,那个年代的大学招生的地域限制很大,她没有进入心心念念的清华大学。

 

 02 

 

1932年,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杨先生只好北上借读。

 

本是借读燕京大学,考完入学考试后,杨先生便急着去清华探望老友蒋恩钿。蒋恩钿深知杨先生心念清华,问她“既来北平,何不到清华借读?”遂阴差阳错地进了清华。

 

也是在那一天,杨先生巧遇到了同班学友孙令衔的表兄——钱钟书先生。

 

杨绛与钱钟书


二人虽是匆匆一见,但杨先生早已在好友蒋恩钿的书信中听说过这位才子的聪明才华。只可惜孙令衔告诉表兄“杨季康有男朋友”,又对杨先生说“表兄已订婚”,让二人多兜转了一步。

 

孙令衔所说的“男朋友”是指费孝通。费孝通是杨先生多年的同学,对先生颇有好感。

 

后来,费老曾去拜访杨先生,先生送别他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钟书先生也曾饶有趣味的用《围城》里的话形容他与费老,不过是“同情人”罢了。话说到了,“普通朋友”的关系也就礼貌周全的定义好了。

 

再回到杨先生和钱钟书先生这边,两人初见虽只是打个招呼,就各自归家了,却好像姻缘前定,互相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


从此书信往返,开始了一段佳缘。“我介绍他读Out-witting Our Nerves,他介绍我读Henri Bergson的Time and Free Will。”那时爱情恬静,岁月也美好。

 

1935年7月13日,杨先生与钟书先生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婚礼。钱家兴旧事仪式,杨家好新,婚礼便新旧参半了。


那是当年最热的一天,新郎、新娘都穿着厚厚的正式礼服,因为天气实在太热,新郎西装上的白色领圈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结婚照上,每个人都大汗淋漓,狼狈不堪。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小女孩、提婚纱的小男孩......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领圈被汗水浸透的那位新郎,正是钱锺书,而新娘,自然是杨绛。


两人婚姻从那刻开始,延续了六十多年,爱情一如最初的模样。


那一年,钱锺书24岁,杨绛23岁。他们对婚礼的这一幕记忆犹新,钱锺书甚至把它写进了《围城》中。


婚后不久,二人远赴英国留学。留学是杨先生的心愿,但她也挂念一走家中父母无人照顾。“......我感觉到父母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他们准在想我呢,而我从此没能再见到母亲。”

 

杨绛与钱钟书赴英留学


留学三年多,国内抗日战争爆发。二人虽身在外,心里却始终系着国事,“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等等,我们全知道。”每每读起家书,杨先生都不禁落泪。

 

国内国土沦丧,希特勒德国蠢蠢欲动,欧洲局势也日渐不稳。杨先生担忧家人,权衡之下二人还是带着年幼的女儿回了国。

 

后来,杨先生用“吃苦孕育智慧,磨炼人品”来抗战期间的深刻体会。“之后在单位被轻视、被排挤,我披上隐身衣,一切含忍,也抗战时练下的功夫。”

 

 03 

 

1966年5月,文革随之而来,杨先生被下放到钟书先生所在的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改造,被分配在菜园干活。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后来,先生还把这一段经历写进了《干校六记》,字里行间,都透着对这场浩劫的无奈和叹息。

 


杨先生接到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要她翻译《堂吉诃德》的任务是在50年代中期。先生本身就通晓英、法两国语言,但为了使翻译更准确,她坚持自学西班牙语。

 

那时因为时代背景的关系,先生的翻译工作断断续续,好不容易翻出的译稿也曾被没收。前前后后二十年,这部七十多万字的文学名著才算翻译完成。

 

改革开放前夕,西班牙国王和王后造访北京,邓小平同志把杨先生的《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了西班牙贵宾。握手间小平同志问先生《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先生笑着,只说是今年出版的。

 

 04 

 

日子到了90年代,虽比以前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生活好了些,但女儿钱瑗、三姐、大姐和丈夫钟书先生的相继去世,让往日的三里河寓所变得冷冷清清。

 

那个地方“已不复是‘我们家’”,先生说:“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家人的相继离世,杨先生坦言自己也想“逃走”。“但能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与钱钟书


杨先生把钟书先生的作品做了整理和安排,“打扫现场”。之后便投身于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一事中去。

 

设立奖学金,一直是杨先生和钟书先生的心愿,二人也极富默契的坚持“奖学金不能用他们个人的名字......要用以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顺利完成学业。”最后,奖学金设在了全家人最爱的清华大学。


2007年,《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出版,这一年,先生96岁。先生自称自己是个在逃的人,她还没有“回家”。

 

如今,先生“回家”了。

 

一如她追求的,永远是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她轻轻的来,也轻轻地走,不挥衣袖,却留下了云彩。


先生往事,不敢妄加非议。本文参考自杨绛先生故友吴学昭著作《听杨绛谈往事》。仅以此缅怀这位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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