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信强:“三重博弈”:中美关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2020-10-26 15: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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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博弈”:中美关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

作者:信强,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来源:《美国研究》2016年第5期;
转自:国际安全与战略评论

随着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对中国形成了战略挤压。“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一项兼具地区发展战略和全球秩序设计意涵的战略构想,同时也是中国依托地缘区位优势,在欧亚大陆谋篇布局,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国家软实力投射“三重博弈”的战略工具。首先,“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稳固西北、经略东南”的战略指针,是中国针对美国从海洋方向实施的战略围堵,在欧亚大陆依托陆权优势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博弈的战略抓手;其次,“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中国与美国展开地缘经济博弈的重要工具。中国通过推动建立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框架,重视自身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加强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来应对和化解美国在地缘经济领域造成的压力;第三,“一带一路”战略也为中国与美国开展软实力竞争提供了平台。随着国力的提升,中国不仅有意愿,而且也更有能力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通过为沿线国家提供公共经济产品和公共安全产品,实现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共同发展,从而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崛起大国的形象。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相继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路”)大战略倡议。“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中国一项兼具地区发展战略和全球秩序设计意涵的战略规划,同时也是一项兼具地缘政治博弈与地缘经济竞争,以及国家软实力构建和投射的战略规划。该构想的逐步落实和执行,不仅仅着眼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服务于中国对外战略布局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着眼于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势必牵动中美战略角力的走向,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结构性变迁。


一、“稳西谋东”:

“一带一路”与中美地缘政治博弈

        自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开始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也随之加剧。尽管美国受制于国力的相对衰落,被迫开始在全球层面实施战略收缩,但是为了防范中国的崛起,美国在亚太地区却实现了“区域性的战略扩张”。美国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主权领土争议,支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盟国,以及它的其他战略伙伴向中国发起挑衅,借机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展开新一轮针对中国的安全布局,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服务。
      例如,针对中日钓鱼岛争端,奥巴马于2014年4月访日期间明确表示,“《美日共同合作与安保条约》的承诺涵盖日本管辖下的所有领土,包括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美国反对任何试图损害日本对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管辖权的单边行动”,这使奥巴马成为首位公开做出这一政策宣示的美国在任总统。与此同时,美国积极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通过“新安保法案”,在实现“正常国家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又如,针对中菲南海岛礁争议,2014年4月,美国与菲律宾正式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定》(EDCA),美军获准在菲律宾预先部署武器装备,以及在指定区域兴建军事设施或升级现有基础设施。2016年3月,美军获准以轮换驻扎的方式,进驻和使用菲律宾五个重要的海空军基地。2016年4月,美菲举行近万人规模的“肩并肩”军事演习,澳大利亚首次派遣官兵参加,而日本则首次作为观察员参与了此次军演,彰显了美国拉拢盟国联合介入南海安全局势的意图。
       针对中国在南海采取的维权举措,美国不仅公开质疑南海“断续线”的合法性,而且以“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的名义,不断挑战中国对南沙诸岛的主权声索。2015年10月27日,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海渚碧礁和美济礁12海里范围内巡航。2015年11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加州发表演说,保证美国将持续将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派遣“最先进和最尖端”的海军及其武器装备到亚太地区,并对太空、网络、导弹防御和电子战等领域进行投资,以应对中国的相关行动。12月10日,美军两架B-52战略轰炸机“误入”中国南海华阳礁上空两海里范围之内。2016年2月,美国“威尔伯”号宙斯盾驱逐舰驶入中国西沙群岛的中建岛附近海域。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上将不仅公开指责中国是“挑衅者和扩张主义者”,试图将西太平洋争议水域“军事化”,甚至宣称要做好“今夜就开战的准备”。美国的上述举措不仅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挑战,损害了中美双方本已日趋脆弱的战略互信,而且促使地区安全局势陷入了新一轮的紧张。
       依托美日同盟的加强,以及美菲、美澳、美越安全合作的升温,美国在东南海疆方向对中国施加了强大的战略压力。而中国则积极展开地缘政治布局,将目光转向欧亚大陆的广袤腹地,概言之,即战略方向上以“稳固西北,经略东南”为指引,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加强与俄罗斯、中亚、南亚各国的互联互通,密切交往与合作,充分发挥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天然陆权优势,缓解和对冲来自东南战略方向的美国的战略挤压。
       例如,中亚地区一向被视为陆权“世界岛”的心脏地带,是大国利益碰撞和竞争的舞台,更是中、俄、美三个大国利益交汇的关键要冲。自小布什政府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得以首次染指中亚,尤其是通过与吉尔吉斯斯坦达成协议,租用了玛纳斯机场,并将其改造成美国在中亚最大的军事基地,美军借此在中亚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前沿基地,也对中国西部边陲的安全构成了挑战。此后,美国一直试图维持和加强它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存在,从而从西北方向围堵和牵制中国。后来,美国又推出了所谓的“大中亚”战略,试图通过加强中亚和南亚在经济、安全、能源、交通等领域的联系,整合出“大中亚”这一新的地缘政治板块,试图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削弱中、俄两国的地缘政治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中亚不仅是稳固的能源供应地及中转枢纽,是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的重要环节,而且它直接关系到中国西北边陲的安全,具有不言自明的地缘战略价值。因此,中国一直以来也高度重视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例如,早在2006年,中国承建的第一条中国-哈萨克斯坦原油管道便正式投入运营,中国得以首次以管道方式从境外进口能源。也正是在访问哈萨克斯坦之际,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此后,中国相继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多项天然气贸易和管道建设合同,着力构建“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网络。时至今日,构成该网络的A线、B线和C线已相继完工。2014年9月,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启动了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的建设。中哈原油管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共同组成了中国四大能源战略通道的西北能源通道。此外,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通道建设、互联互通、现代农业、资源开发等诸多领域,也展开了务实的合作,沿中国陇海铁路、兰新铁路深入中亚地区的铁路干线成为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起贯通欧亚大陆的国际物流运输大通道。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进一步夯实和加强了中国-中亚能源管道供应网络的修建和完善,密切了与中亚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藉以对冲美国染指中亚的战略意图。
       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最能体现“稳固西北”这一地缘战略基轴的,无疑当属中俄两大欧亚陆权强国“背靠背”式的密切协调与合作。近年来,俄罗斯与美、欧、日之间的纷争不断。2014年3月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之后,美欧等西方世界的核心力量在安全、政治、外交、经济、金融等领域联手对俄施压,导致俄美、俄欧关系迅速恶化。面对来自美欧的战略压力,更加积极地“向东看”的俄罗斯与试图“稳固西北”的中国不谋而合。在“一带一路”战略的牵引下,中俄关系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2014年5月,中俄达成了为期30年、总额高达4000亿美元的东线天然气购销协议。随后,两国又于2014年11月签署了西线天然气购销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中俄在建立“全面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双方正在向“战略能源同盟”关系迈进。2014年10月,两国央行签署规模达25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决定在双边贸易中弃用美元,转而使用卢布和人民币进行结算,旨在便利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2015年6月,中俄签署《莫斯科至喀山高铁项目勘察设计合同》。根据这一规划,双方将合作修筑全长770公里,跨越俄罗斯七个联邦主体,覆盖2500万人口的从莫斯科至喀山的高速铁路,该项目标志着中俄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践中迈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此外,中俄还正在研议莫斯科至喀山高速铁路的延伸计划,着眼于最终构建起一条横贯欧亚大陆腹地,全程超过7000公里,直接连接莫斯科和北京的高速运输走廊。
       此外,针对美国利用海洋领土争端构建围堵中国的安全网络,中俄两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也展开了多层次、多形式、高频度的交流与合作。2014年5月,中俄海军在东海举行“海上联合-2014”演习,两国舰艇首次作为混合舰队成员进行了海空实战攻防演练。2015年5月,中俄首次在地中海举行“海上联合-2015I”联合演习,双方共派出各型水面舰艇九艘,以及舰载直升机、特战分队等兵力参演。2015年8月,中俄又在日本海举行“海上联合-2015II”军事演习。为了反制美国执意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俄于2016年5月举行了首次“空天安全-2016”计算机模拟导弹防御联合演习,通过联合演练防空和反导战役部署联合行动,以应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对两国领土的突袭。这表明中俄战略互信达到了新的高度。2016年6月25日,两国元首签署了三份联合声明及30多项合作文件,其中《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尤为引人关注。这一联合声明表明,围绕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反对美国霸权,中俄已然达成了广泛的、高度的一致,这标志着“两国战略协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全面巩固和深化,有助于缓解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形成的地缘战略挤压。

二、亚欧经济整合:

“一带一路”与中美地缘经济博弈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由安全布局和经贸安排的“双翼”组成,即首先是在安全领域拓展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美国与盟国和伙伴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其次则是在经济领域力推由美国主导、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5年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历经十年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环节,这一新的跨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包含了美、日、澳大利亚、加拿大、越南、马来西亚等12个泛太平洋成员国,这些国家合起来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了40%。凭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试图对国际贸易体系进行重构,以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规模巨大且充分“反映美国优先关注事项和价值观的亚太贸易协定”。
       作为与中国在亚太地区展开地缘经济博弈的战略工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被美国视为“经济再平衡中最重要的部分”,以及“区域经济整合的纲领”,而且它还是与中国争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利器。诚如奥巴马所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达成,将确保由美国而不是中国来书写21世纪的贸易规则。借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意在牵制和消解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影响力,防止中国借助日益扩大的经济实力主导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力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试图在跨大西洋地区也形成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贸易集团,从而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全球经贸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面对美国全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中国则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通过达成一系列自由贸易制度安排,积极与沿线各国展开经济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以中国为核心,辐射亚欧大陆的经济整合进程,以应对和化解美国在地缘经济领域造成的压力和冲击。例如,在双边层面,中国积极谋求与亚太国家,其中不乏美国主要的军事盟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又如,在次区域和区域层面,2013年9月,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李克强总理倡议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打造中国—东盟合作的“钻石十年”。2015年11月,中国与东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这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
       再如,在跨区域层面,中国近年来一直在积极推动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力图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最终建立起一个人口约占全球人口50%,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额和吸引外资数额均接近全球1/3的自由贸易区。2015年11月,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参加东亚峰会的各国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将力争在2016年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此外,中国还在2013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巴厘岛峰会上提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路线图,并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上推动与会各国通过了《北京纲领》,其中最为关键的一项成果就是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即“北京路线图”。这标志着规模更为宏大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2015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马尼拉峰会上,习近平再次呼吁与会各国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出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可行路径和政策建议,并期待在2016年底完成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与上述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制度倡议和安排相配合,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强调与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积极争取相关国家的支持,以拓展中国在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影响力。例如,2011年10月,普京总统提出要在欧亚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建立“欧亚经济联盟”,以充分发挥俄罗斯连接欧洲和亚太地区的桥梁作用。针对俄罗斯的这一战略构想,中国则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之实现有效对接。2015年5月,中俄两国发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两国将对接和协调上述两大宏观规划,积极打破交通基础设施、商品和公共设备跨境流动方面的“瓶颈”,体现了两国希望推动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构建共同经济空间的战略意愿。2015年10月,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首脑峰会”和“欧亚经济联盟最高理事会”会议在哈萨克斯坦召开,与会各国首脑一致同意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项目的对接,并通过了成员国行动协调文件,以便利和强化与中国在金融、能源、基础设施、航空航天、核能、军工、高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为欧亚经济一体化赋予强劲的动力。
       又如,蒙古作为一个地处中俄之间的内陆国家,由于缺乏连接出海口的顺畅通道,使其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2014年9月11日,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获得了蒙古的积极响应。蒙古随即制订了由五个“通道”项目———铁路、公路、电气线路、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组成的“草原之路”计划,力图通过运输贸易振兴以能源和矿产出口为支柱的蒙古国经济。而中国则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的战略对接,同时向北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结合,实现“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此后两国建立了政府间经贸科技联委会等协调机制。2015年7月,中俄蒙三国签署《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和《关于编制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2016年6月23日,三国元首批准了在三国建立经济走廊的规划,三国政治磋商和协调机制也随之启动,标志着这一经济走廊的建设即将得到落实。
        再以中国-印尼经济战略对接为例。随着佐科·维多多于2014年10月就任印度尼西亚总统,印尼的国家发展重心逐步由陆地转向海洋。印尼领导人提出了“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愿景,力图通过以“海上高速公路”建设计划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印尼打造成为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衢和海洋强国。对于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佐科在2015年3月应邀访华之际明确表示,“打造世界海洋轴心”已经成为印尼的国家发展任务,如果这两个战略能够形成协同效应,就将取得巨大的成果。①佐科访问结束后发表的两国联合声明指出,中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和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高度契合,双方将合力推动海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海洋经济、海洋文化、海洋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打造“海洋发展伙伴”。②2016年1月21日,由中国承建的连接印尼雅加达和万隆的首条高铁举行开工仪式,佐科总统出席了开工仪式,这标志着中国高速铁路项目“走出去”迈出了历史性一步,也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取得的一个指标性成果。

三、公共产品供给:

“一带一路”与中美软实力博弈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博弈与竞争已“不仅局限在硬实力的比拼上,更体现在以软实力抢占道义和法理的制高点的方面。”对于中美两个全球性大国而言,它们能否为周边乃至全球提供惠及各方的公共产品,不仅是两国各自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也是两国软实力较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多年来,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一直是国际舞台上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这一事实既是美国自身硬实力的体现,同时也促进了美国软实力在全球的投射,而美国所主导和提供的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或者国际制度,也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以及一系列战略决策的失误,导致美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角色遭到了弱化,也使得亚太地区面临着日益凸显的“公共产品赤字”问题。例如,“一带一路”规划所涵盖和涉及的区域就面临着与公共产品供给相关的多重挑战。首先,既有的公共产品被大国“私物化”。例如,由美日欧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贸易组织,因屡屡被用作反映其政治价值偏好、追求和推进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工具,所以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不满;其次,全球性公共产品遭到破坏,供给严重不足。例如,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地区和平与稳定无疑是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但是近年来美欧在中亚策动“颜色革命”,在西亚和北非推动“阿拉伯之春”,甚至通过军事干涉和入侵来颠覆他国政权,导致中东、中亚等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另外,在美国错误政策的刺激下,恐怖主义威胁不减反增,“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组织疯狂扩张,导致中东、南亚、中亚等地区的安全状况日益恶化;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碎片化”问题(fragmentation)。“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的多个地区,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乃至东非,存在着为数众多的次区域或者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制度,呈现出日益明显的“碎片化”倾向。与此同时,诸多供给机制的存在却往往无法形成“有效供给”,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不能得到符合预期的推动,尤其是由于缺乏区域间联系的纽带,各国也无法进行跨区域的有效的经济整合。
       面对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赤字和有效性不足的问题,“一带一路”战略可以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共同发展繁荣的机会,进而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实现。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明确指出,“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中国将为沿线国家提供一系列区域性甚至跨区域的公共产品,展现负责任的崛起大国的形象。
首先,中国有意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由于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这就导致集团成员在公共物品的消费和供给上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动机,每个基于个体理性的国家均希望能够成为少承担,甚至不承担相关成本的“搭便车者”,从而很容易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不足。但是对于这一问题,中国领导人已经多次明确表示,中国愿意承担相应的供给成本,为周边国家提供促进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并欢迎其他国家“搭便车”。例如,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便明确表示,中国将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地区事务,为“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2014年8月,习近平在蒙古再次表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①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北京峰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重申,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
       其次,中国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国际政治实践证明,国家间权力分配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紧密相关,公共产品的供给往往需要由大国主导,甚至往往只有霸权国家才有能力提供公共产品。③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凭借巨大的工业产能,巨额的外汇储备,广阔的消费市场,以及军事能力的发展,尤其是远程力量投送能力的突飞猛进,中国有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和军事后盾,可以在横跨西太平洋、北印度洋甚至远到东非海岸的广袤地区,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急需的公共产品。
       就种类而言,中国依托“一带一路”战略,正在为沿线区域和国家提供一系列公共经济产品和公共安全产品。前者的典型代表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等融资平台的建立。其主要目的便是致力于推动沿线大多数国家均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陆海互联互通,促进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而公共安全产品则主要集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其重点是通过对中国武装力量的“非战争应用”,以积极应对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诚如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2014年11月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上所明确指出的,由于安全挑战的关联性、跨国性、综合性日益突出,中国将“积极提供公共安全产品”,与各国携手谋求综合安全。例如,为了保护对各国均至关重要的海上航道安全,自2008年12月至2016年1月,中国海军连续派遣22批护航编队,共计66艘次舰艇,奔赴“非洲之角”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并成功地为900余批6000余艘中外船舶提供保驾护航。⑤此外,中国还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实施海难救助及人道主义援助、遏制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行为(贩毒、走私、贩卖人口)等诸多领域积极采取行动,以推动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的实现。

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规划,其目的不仅在于推动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加强与周边,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而且也是中国依托地缘区位优势,在欧亚大陆谋篇布局,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软实力“三重博弈”的战略工具。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规划的同时,也并不排除与美国展开必要的合作,与美国的“三重博弈”也不是零和博弈。事实上,中美两国依然在很多方面展开了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了一系列双方共同面临的威胁与挑战,诸如联合打击索马里海盗、维护海上通道安全、遏制恐怖主义威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美国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在东南方向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挤压,而中国依托“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一方面深化与俄罗斯等亚欧大陆腹地国家的战略合作,从而推动横贯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另一方面通过提供更多的公共经济和公共安全产品来提升自身国家形象,这样有助于缓冲美国的对华战略压力,为我国创造一个更加友善、积极、和谐的周边外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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